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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70年(六)辞书理论与学术活动

作者:杜翔 来源: 时间: 202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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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辞书理论与学术活动

  一、学会期刊及其活动

  (一)中国辞书学会

  1992年10月成立于北京,这是继上海、陕西、福建、安徽等地相继成立辞书学会后出现的一个全国性的辞书研究组织。历任会长为曹先擢、江蓝生、曹广顺,现任会长为李宇明,副会长为于殿利、章宜华、刘青、魏向清、杨斌、秦志华、谷新矿、刘国辉、谭景春、徐建中、周荐,秘书长为周洪波。学会下设学术、辞书编辑出版、语文词典、百科全书、双语词典、专科词典、辞典编纂现代化、辞典理论与辞书史等专业委员会。学会成立之后,学会和各专业委员会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在理论研讨、学术交流、辞书评奖、打假批劣、培训中青年辞书工作者、组织建设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辞书研究》

  1979年5月创刊,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主办,现为中国辞书学会会刊。它是我国第一份专门以研究辞书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旨的学术刊物,为辞书研究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讨论的阵地。《辞书研究》组织开展了辞书理论的研究探讨,提高了我国辞书理论的水平,为形成我国辞书学理论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20世纪8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曾创办《词典研究丛刊》。中国辞书学会于2015年创办了《中国辞书学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些专业委员会也定期编纂了一些论文集,如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的《语文辞书论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自2017年第10辑起)。

  (三)辞书培训班

  2006年7—8月,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和中国辞书学会联合承办第一期辞书编辑出版人员资格培训班。此后,每年举办一期,至2019年,已举办14期,每期学员近百人,已累计培训1200余人。另外,针对已培训的学员举办提高班,已举办3期;2019年还针对商务印书馆开办了专题培训班,培训120人。举办辞书编辑培训班是培养编辑出版专业队伍的有效途径,经验和做法得到国家行业主管部门的表扬。

  (四)辞书编纂标准

  1986年4月,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辞书编纂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辞书编纂的标准化工作启动。此后,曾在《辞书研究》1987年第4期上推出“辞书编纂与标准化研究专辑”。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研讨并制定了一些重要的辞书国家标准,如GBT11617—2000《辞书编纂符号》、CB/T15238—2000《辞书编纂基本术语》和CB/T19103—2003《辞书编纂的一般原则与方法》等,2008年还积极参与了“ISO11763辞书国际标准制定”项目工作。近年来,中国辞书学会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的安排,制定了《辞书出版标准体系表》,并于2019年6月获得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批准(批准编号为C/T175—2019),该体系表所列的各项标准已在部署制定中。

  二、学科地位讨论

  20世纪80年代初,《辞书研究》曾组织讨论辞书编纂中国化问题(杨祖希:《中国式专科辞典的释义》1982年第6期;杨祖希:《对我国辞书编纂中国化的浅见》1983年第2期;池哲:《首先要确定概念》1983年第4期;严庆龙:《重视辞书编纂中国化的实践意义》1983年第5期;卢润祥:《辞书选题与中国化的实践》1983年第6期;本刊编辑部:《新万博app:辞书编纂中国化的问题讨论》1984年第4期等),持续一年多时间,提高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初,《辞书研究》曾组织讨论“辞书学的学科地位”(苏宝荣:《辞书学的广义与狭义》1990年第4期;陈楚祥:《词典学———语言学与辞书学的分支》1990年第4期;曹聪孙:《词典学是一门交叉科学》1990年第4期;郑述谱:《对辞书学学科地位问题的几点认识》1990年第4期;徐时仪:《辞书学学科地位考探》1990年第5期;王德春:《词典学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分科》1991年第1期;徐庆凯:《辞书学不再从属于语言学》1991年第1期;林玉山:《语言学与词典学、辞典学、辞书学》1991年第1期;汪耀楠:《词典的依附性和词典学的独立性》1991年第2期;徐祖友:《辞书学的今天和明天》1991年第2期;陆嘉琦:《从辞书学的研究内容看它的学科地位》1991年第3期;陆锡兴:《也谈辞书学的独立》1991年第3期;陈炳迢:《辞书学的学科地位——辞书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属性》1991年第4期;卢润祥:《试谈辞书学的独立与建设》1991年第5期;唐超群:《辞书学是多科交叉的横向性边缘学科——三论“词典学”与语言学的关系》1991年第6期;魏世弟:《中国现代辞书学学派的生长》1992年第4期等),大家认为,随着辞书和辞书学的迅猛发展,专科词典、百科全书等已进入辞书学的研究范围。辞书学在其发展中缔造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物质基础、理论体系和方法系统。2006年,张春新的《新时期词典学的学科地位》(《辞书研究》第2期)综合学界观点后指出:(词典学)“正是在同时汲取相关学科的资料、成果、原理和先进手段的条件下独立发展起来的一门年轻的学科。”

  三、综论性研究

  1979年,《辞书研究》创刊号上刊出杨祖希的《词典学试论》,阐述了词典学的定义、辞书的性质和类型、辞书的选词原则和辞书的释义原则。1982年,胡明扬、谢自立等的《词典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词典学理论专著,以中外多种词典为剖析对象,对辞书学理论、辞书编纂工艺学和辞书史作了全面探索,提出了词典的知识性、科学性和实用性3个根本要求。1985年,陈炳迢的《辞书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又提出辞书的科学性、知识性、稳定性、实用性4条一般准则。1983—1985年,黄建华的《词典论》曾在《辞书研究》上连载,1987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结集出版,论及各类辞书的各种问题,在辞书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认为是一部指导词典编纂的理论佳作。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邹酆在辞书原理、辞书学史、辞书编纂法、辞书评论等诸多领域进行研究,后结集为《辞书学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辞书学丛稿》(崇文书局2004年版),并著有《中国辞书学史概略》(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凝聚了作者在辞书学研究上的诸多开拓性丰硕成果(周志锋:《辞书学之圭臬辞书史之样板——读〈辞书学探索〉》,《辞书研究》2004年第2期;徐时仪:《辞书学研究的开拓性丰硕成果——读邹酆〈辞书学探索〉和〈辞书学丛稿〉》,《辞书研究》2005年第2期)。

  2002年,李尔钢的《现代辞典学导论》(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就学界的系列热点问题,如辞典特性与功能、逻辑定义与辞典释义、义项概括、辞典的结构与类型、词的分类与标注、语言规范与辞典规范、语文辞典与专科辞典等,展开重点突出而又自成系统的理论探讨。2007年,章宜华、雍和明的《当代词典学》(商务印书馆)介绍了当代词典学最新研究现状,为从事词典学研究和对西方词典学相关研究文献知之不多的读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2013年,王东海、王丽英的《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商务印书馆)从继承传统、借鉴西方、关注现实3个维度,抓住汉语辞书理论史研究中的分期、类型学、意义观、释义、当前热点五大核心问题进行研究。2015年,张志毅、张庆云的《理论词典学》(商务印书馆)是作者从事语言学教学、语言学理论研究和词典编纂实践的一次总结性研究成果,为词典编纂实践提供指导作用。

  四、专题性研究

  (一)语文辞书编纂研究

  2001年,赵振铎的《字典论》(上海辞书出版社)在继承与发扬历代字典编纂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大型汉语字典编纂体制的现代模式。2008年,刘庆隆的《辞书编纂工艺导论》(崇文书局)以自己多年从事《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经验为例,阐述了语文辞书的编纂内容和流程,极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2012年,杨金华的《语文词典比较研究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系统地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语文词典,特别是《现代汉语词典》的历史发展轨迹进行了描述和比较研究。

  (二)专科辞书、百科全书编纂研究

  1985年,金常政的《百科全书编纂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为中国百科全书编纂学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2011年,徐庆凯的《专科词典论》(上海辞书出版社)全面阐述了专科词典的特征、类型、编纂理念,内容本体的选词、释义、编排等内容。2015年,郑述谱、叶其松的《术语编纂论》(上海辞书出版社)在汲取国外术语学研究发达国家的最新理论建树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国内术语编纂的经验及不足,开术语编纂之先河。

  (三)双语辞书外语辞书编纂研究6

  1997年,黄建华、陈楚祥的《双语词典学导论》(商务印书馆)全方位、多系统、立体式地阐述了双语词典学的基本原理、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2005年,魏向清的《双语词典译义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对双语词典中的翻译特殊性问题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索,同时对双语词典的译义批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系统研究。2006年,王仁强的《认知视角的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实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对汉英词典中的词类识别差异作了细致的研究,并阐述了词类标注对汉英词典准确译义的作用。2008年,曾东京的《英汉学习词典语法信息及其标注》(上海大学出版社)审视了国内外10部有代表性的学习词典,总结出了英汉学习词典应有的语法信息及其标注。2009年,田兵、陈国华的《英语高阶学习词典设计特征研究:兼及多义词的认知语义结构和义项》(科学出版社)阐述了英语学习词典设计以及词典中多义词义项处理问题。2015年,章宜华的《二语习得与学习词典研究》(商务印书馆)提出了新一代学习词典的理想设计特征以及新的释义原则和释义方法,建立了意义驱动的多维释义模式。2016年,蔡永强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学林出版社)围绕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内涵特质界定、外部及内部结构剖析、评价与批评体系构建、未来发展与趋势预测等方面阐述了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的架构。

  (四)数字化辞书与计算机技术运用

  章宜华的《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和《计算词典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调查和梳理现代技术在词典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应用状况,建立起计算词典学的理论框架。苏新春的《词典与词汇的计量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用计量研究的方法系统地探讨了词典学与词汇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五、新的研究动向

  20世纪80年代,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理论引进国内。进入21世纪以后,词典学研究领域的“认知转向”推动了认知词典学的诞生。赵彦春的《认知词典学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从认知的角度对词典学问题进行研究,帮助辞书工作者加深有关语言认知规律的了解。王馥芳的《当代语言学与词典创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阐述了语言学与词典编纂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当代语言学与辞书学研究的新成果。章宜华的《语义·认知·释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一书从认知的角度阐述语义学、哲学、认知语法、词典语义网络、词典释义等的联系,提出了语义驱动的多维释义观点,突破了传统释义的理论局限。

  20世纪末,国外品牌英语学习词典逐渐引进国内,先进的积极型词典的编纂理念吸引着国内编者思考汉语辞书的发展走向。同时,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在全世界的兴盛,学习词典成为推广汉语的有效工具,促使汉语辞书编纂由意义重心向用法重心转型(王东海:《汉语辞书理论史的分期研究》,《辞书研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