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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对人类语言情态词的类型学研究 [ Bybee等（1994）、Traugott和Dasher（2004）等 ] 表明，积极评价义（“适合”“好”“充足”等意义）是情态词的重要语义来源之一。本文以汉语形源助动词“可”“足”“宜”“好”为例，探讨“从积极评价到情态”的语义演变过程与机制。围绕以下两方面问题展开讨论：（1）四词的情态义的产生分别遵循了何种语义演变路径？（2）由积极评价义为何能够发展出情态义？两类意义之间有何关联？演变的触发因素与机制是什么？

2. 语义变化概览

　　本节概述“可”“足”“宜”“好”四词的形容词用法与情态助动词用法，并对各词情态义的生成路径进行构拟。

　　（1）“可”的语义演变：

　　（2）“足”的语义演变：

　　（3）“宜”的语义演变：

　　（4）“好”的语义演变

3. 积极评价与情态的关联及语义变化的机制

　　3.1 积极评价义与情态义之间的关联

　　作为“可”“足”“宜”“好”的情态义的直接来源的积极评价义，均可用于事件评价，并且都在评价潜在事件的语境中滋生出了典型情态义。

　　无论是评价一个具体事物，还是一个事件，都需要依据它某方面的属性。评价事件与评价事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具体事物可被评价的属性有很多种，如“大小”“形状”“颜色”“用途”等；但对一个事件而言，可被评价的属性主要就是两种：施成属性和功用属性。前者指事件在来源或致因方面的属性，可具体表述为实施或实现该事件的前提条件；后者指事件在结果或目的方面的属性，可具体表述为该事件实施或实现后的效果或影响。

　　当说话人对一个潜在事件做出评价时，除非用来评价的谓词及语境信息均未指明评价维度（即模糊处理），否则只有以下三种可能：依据施成属性来评价；依据功用属性来评价；同时依据上述两方面属性来评价。依据施成属性来评价一个事件，就是评判是否具备实施或实现该事件的前提条件。如果是积极评价，就是说具备实施或实现该事件的前提条件，这基本等同于“该事件能够实现”——标记为A类意义。依据功用属性来评价一个事件，则是评判该事件实施或实现后会带来何种效果或影响。如果是积极评价，就是说“该事件实施或实现后会带来积极效果，或不会造成消极后果”——标记为B类意义。如果同时依据施成和功用属性来评价，并且是积极评价，就是说“具备实施或实现该事件的前提条件并且事件实现后会带来积极效果、不会造成消极后果”——标记为C类意义。总之，当积极评价义的作用对象是一个事件时，在语境中通常会实现为上述三类意义。

　　就“可、足、宜、好”而言，直接来源于积极评价义的情态义涉及三种类型：动力情态、道义情态和估价情态——三者均属于事件情态（而非命题情态），并且均能与积极评价义在语境中所实现的意义相对应。动力/条件可能表达对潜在事件实现的可能性大小的判断，对应于A类意义。估价情态表达对潜在事件实现后的积极效果的评估，对应于B类意义。道义情态表达对潜在事件的可取性程度的判断，但其衍推义涉及对事件效果的评估 [（参看范晓蕾 （2020）] ，因而也对应于积极评价义的B类意义。（由“对事件可取性的判断”推出“对事件效果的评估”，属于逻辑上的演绎推理。）上述对应关系表明：用于事件评价的积极评价义与动力、道义、估价这三类情态义都具有密切的语义关联——这就为由积极评价义滋生出三类情态义提供了充分的可能。

　　3.2 触发因素与变化机制

　　“可”“足”“宜”“好”四词语义演变的具体方式不完全一致，但其背后最根本性的演变机制是统一的——语用推理和语用隐涵义的固化。语用推理的触发因素是各词所处的具体语境。根据语境因素的作用方式、具体推理方式的差异，我们从四词的推理过程之中归纳出两种主要模式：“凸显化模式”和“回溯推理模式”。

　　凸显化模式指的是：某个积极评价义本身不强调某一个评价维度，但语境信息恰作用于事件某一方面的属性，听话人据此推导出特定的语用隐涵义——事件在施成属性方面能达到标准，或者事件在功用属性方面能达到标准。如果隐涵义在语言使用中逐渐规约化，就会成为某词的编码义。“可、足、好”三词的语义演变均涉及凸显化模式。

　　回溯推理模式指的是：在特定语境中，听话人根据言语双方所共同认可的常识或事理，由说话人已说出的“对潜在事件实现后效果的评价”来反推造成该效果的原因，该原因也就是相应的语用隐涵义——“该事件符合/不符合规则、权威或环境的要求”。“可、宜、好”三词的道义情态义的产生均符合这一模式。

　　本节通过细致的语义分析论证了积极评价义与情态义之间的语义关联，继而针对各词的语义演变机制及演变结果的异同给出了系统的解释，这恰为第2节提出的语义演变路径的合理性提供了证据。对积极评价义与情态义之间的语义关联的认识，也有助于理解“事件情态”次范畴化背后的原理。

4. 余论：对道义情态的重新审视

　　文章最后从评价义与情态义之间的关系出发，重新审视了“道义情态”范畴，认为道义情态本质上是评价性的（而非施为性的），是对潜在事件的可取性程度的评判。尽管道义情态助动词所处句子经常能够表达说话人的命令、要求、建议、允诺，但这只是在具体语境之中推理出来的语用隐涵义，并不是道义情态词自身的断言义。

主要参考文献：

　　范晓蕾　2020　《汉语情态词的语义地图研究》，商务印书馆。

　　郭　锐　2012　《共时语义演变和多义虚词的语义关联》，《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李　明　2017　《汉语助动词的历史演变研究》，商务印书馆。

　　任　荷　2023　《上古汉语情态助动词“宜”探源》，《语言研究》第2期。

　　沈家煊　2004　《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巫雪如　2018　《先秦情态动词研究》，中西书局。

　　朱成全　徐祥运　姜秉权（主编）　2017　《形式逻辑学概论》（第二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龙海平、谷峰、肖小平译，洪波、谷峰注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Lassiter, Daniel　2011　Measurement and Modality: The Scalar Basis of Modal Semantics.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Morzycki, Marcin　2016　Modif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lmer, Frank Robert　2001　Mood and Modality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stejovsky, James　1995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Richard B. Dasher　2004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linden, An　2012　Modal Adjectives: English Deontic and Evaluative Constructions in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作者简介:

　　任荷，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历史句法和语义、上古汉语词汇语法。出版专著一部（《“名词动用”与上古汉语名词和动词的语义属性》），在专业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