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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学研究70年

作者:王志平  来源:今日语言学  时间:2020-08-06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主编《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中的第九章。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一室王志平研究员。

  第九章 文字学研究70年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字学理论和文字学史研究

  一、语言学视角下的文字学研究

  (一)文字与语言的关系

  1. 文字学的独立

  1906年,章太炎认为“小学”之名不够确切,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正式提出将文字、音韵、训诂三者合为“语言文字之学”,之后章门弟子钱玄同、朱宗莱将自己编写的讲义《文字学音篇》《文字学形义篇》合编为《文字学》一书,这是“文字学”正名之始。从《文字学》的内容来看,包括的范围仍然与原先的“小学”没有多大区别。

  与传统的文字学研究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字学研究显得面目一新,已经脱离了传统“小学”而完全独立,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都与以往有较大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字学研究始终强调语言学视角。王力在《中国语言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曾经指出:“中国语言学各部门如果有了一点一滴的进步,那都是普通语言学的恩赐。”文字学研究也是这样。研究者都自觉地把文字视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把文字学视为研究书写符号系统的一门科学。在研究者看来,文字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文字发展和演变的普遍规律,也即揭示文字的性质、功能,文字同语言的关系,文字的类型、构造以及起源、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等等。

  现代意义上的文字学根据研究对象不同又可划分为若干分支学科。以世界上所有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结构、性质、分类、发生、演变等共同规律的,为普通文字学,也可称为一般文字学;以记录某几种不同语言的文字为研究对象,比较其结构特点、性质、产生和发展规律的,为比较文字学;以记录某一种语言的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则是个别文字学,又称具体文字学。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字学研究都属于这个范畴。汉字学也是其中之一。大家习惯所称的“文字学”和“古文字学”多数也是指“汉字学”和“古汉字学”。

  在普通文字学领域,需要通晓世界上主要文字,或掌握世界上主要文字资料,范围广,难度大,一直以来以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居多,我国学者多以成果介绍为主,研究心得并不多见。

  胜见胜著、陈青今译《ABC的历史》,德国 Johannes Friedrich著、高慧敏译《古语文的释读》等译著陆续引进出版,苏联B.A.伊斯特林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也很快介绍到国内(第一版由杜松寿译为《文字的发展》,第二版由左少兴译为《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但是汉字部分往往语焉不详,对中国学者的普通文字学研究起到了激励作用。王元鹿的《普通文字学概论》对世界文字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不但揭示了文字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也探讨了文字的本质、性质、分类和归类等一系列问题。

  相对于普通文字学,我国学者比较文字学成果略多一些,有些学者把纳西族东巴文字与甲骨文、金文等古汉字对比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后贡献最为卓著的其实是汉字学研究,成就辉煌。本章即以此为主线,对于1949年以来的文字学研究加以简略介绍和述评。

  2. 文字与语言的关系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字词关系是语言学研究者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研究者都很注意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和研究文字现象。任何文字都包含字形、字音、字义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一些学者如王力《字的形、音、义》、吕叔湘《形、音、义》和李荣《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等论著,都很注意汉字形、音、义的特点和相互关系。一些汉字学通论著作如傅东华的《汉字》、蒋维崧的《汉字浅说》、梁东汉的《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蒋善国的《汉字形体学》《汉字的组成和性质》《汉字学》、高亨的《文字形义学概论》等也都很注意汲取普通语言学和比较文字学观点和成果进行编写。

  此后,文字学教程一类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如殷焕先的《汉字三论》、姜亮夫的《古文字学》、王凤阳的《汉字学》、杨五铭的《文字学》、詹鄞鑫的《汉字说略》、黄德宽的《古汉字形声结构论》等也均颇有可观。

  汉字学的理论建构以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最为突出。此书使用了较多较新的出土文字资料,十分注意以语言学的观点来讨论文字问题。此外,王宁的《汉字构形学讲座》《汉字构形学导论》也注意从构形学角度对于汉字进行了重新解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徐通锵的《语言论》《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潘文国的《字本位与汉语研究》等论著提出“字本位”理论,对语言文字学界产生了不小冲击。受此影响,孟华的《文字论》等,也对汉语字词关系赋予了新的观察角度。王宁的《论汉字与汉语的辩证关系——兼论现代字本位理论的得失》一文则认为汉字与汉语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符号系统,把“字”移植作为语言单位会造成“字”与“词”的混淆。

  20世纪50年代,唐兰在《文字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谈谈文字学》二文中提出,“语言学与文字学是不同性质的两门科学”。针对汉字的拼音化方向,唐兰在《行政命令不能解决学术问题》中又提出“语言学重要,文字学也重要,不应该歧视。文字固然反映语言,但不应该仅仅是反映语言”的观点。

  1967年,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y)中批评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混淆了语音和文字、言语和书写的区别,以致重视口语声音而贬低文字书写,德里达称之为“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e),即“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与德里达桴鼓相应,孟华的《动机性文字和任意性文字》《符号表达原理》《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文字论》,黄亚平、孟华的《汉字符号学》等论著一反众说,提出“文字不是语言的工具而是与语言并行的符号系统,它不是对语言的忠实的记录而是对语言的一种表达方式”,“文字与语言之间不是事实性的因果关系而是思想关系、意义关系,符号关系”,他们将文字定义为看待语言的方式即言文关系方式,强调言文关系是汉字和汉语研究的根本问题,指出要在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中研究汉字或汉语。对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

  (二)汉字的性质与类型

  1. 汉字的性质

  研究汉字的性质,首先要弄清汉字属于哪一种文字类型。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这个问题一度成为文字学研究的热点。人们基本上采用两种方法来给汉字定性。一种是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起的表意、表音等作用来为它定性。另一种是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也可以说语言单位的大小)来为它定性。属于前一种的,主要有表意文字说和意音文字说。在早期,一般都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20世纪50年代周有光提出来汉字为意音文字说。多数人认为汉字的性质自古至今没有本质变化,但也有人认为汉字的性质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从后一角度提出的观点主要有:商代甲骨文为形意文字周代以后汉字为意音文字说、古汉字为表形文字隶变后汉字为表意文字说。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给汉字定性的,主要有语素文字说和语素—音节文字说。持语素文字说者,一般都承认在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的古代,汉字可以称为表词文字。持语素—音节文字说者,一般也承认那个时代的汉字可以称为表词—音节文字。(裘锡圭、沈培:《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第97—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7—98页

  2. 汉字的结构类型

  以往对于汉字结构类型的分析,不脱《说文》、“六书”窠臼。直到20世纪30年代,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才提出象形、象意、形声“三书说”来取代传统的“六书说”。20世纪50年代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又把古汉字分为象形、假借、形声三种基本类型,提出了新的三书说。20世纪80年代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提出了“新三书”说,与陈梦家基本相同,但把“象形”改成了“表意”。他认为,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字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他还指出了一些不能纳入“三书”的文字,如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21世纪以来,黄天树的《论汉字结构之新框架》一文提出了“二书”说,认为“六书”是汉代学者创立的新万博app:汉字结构的系统理论,比较切合秦汉小篆的结构类型,但不能囊括各个历史时期所有的汉字结构类型。建议建立一个层级更高的汉字结构“二书”说新框架,把汉字分成“无声符字”和“有声符字”两大类型。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又回到了汉字表意还是表音的二大区分。

  (三)汉字的起源

  汉字起源问题是汉字学基本理论之一,向来有“八卦说”“结绳说”“契刻说”,“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等。一般认为“图画”和“契刻”是汉字的两大源头。

  新中国成立后,在原始社会时代的遗址里发现了不少刻画或描绘在器物上的符号。学者们对上述原始社会的符号是否是文字进行了很多讨论。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判定这些符号是否是文字应当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这就是看它们是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是严格的语言学定义下的文字观。如裘锡圭的《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高明的《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汪宁生的《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等。也有些考古学者持广义文字说,仅是从形体上把某些孤立符号与成熟文字进行比对,并对若干符号进行了“文字”释读。如郭沫若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于省吾的《新万博app: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唐兰的《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字的年代》《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兼答彭邦炯同志》、李学勤的《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等。

  按照符号是否记录语言为标准,学术界把汉字起源分为截断众流的两个时段,划分出一个文字/非文字的截然界限,造成了成熟文字与史前图画符号之间的断裂。针对这一矛盾,黄亚平提出了“二次约定”的汉字发生观,在史前的图画与成熟的汉字系统之间建立了一个过渡性符号链条,把断裂的文字演化链条重新联结起来,对于认识文字的性质、史前文字的研究都有理论意义。在此基础上,黄亚平的《广义文字学刍议》《广义文字学研究再议——国外古文字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黄亚平、白瑞斯、王霄冰的《广义文字研究》等论著突破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传统观念,提出了“广义文字学”研究的思想。

  二、文字学研究与多学科研究的结合

  (一)世界文字研究与世界史研究

  欧洲语言学的前身语文学(philology),原是研究古希腊、拉丁语等古典学科,其中包括一些文字问题。此外,欧洲也有古文字学(paleography),专门研究解读书写在羊皮、草纸、布帛等上的古代文书。另有金石学或题铭学(epigraphy)是专门辨认保存在古代石刻、碑铭、金属器皿、陶器等上面的古文字的。还有专门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学科,叫Hieroglyph。因此研究世界古文字史必须与世界古代史研究密切结合。

  1984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林志纯(日知)先生在东北师范大学创办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填补了国内亚述学(Assyriology)、埃及学(Egyptology)、赫梯学(Hittitology)的学科空白,遵循“读书必先识字”的学术规律,从古代语言文字这一源头入手,为国内高校及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能够以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埃及语、赫梯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古典语言等释读古代原典的研究工作者。其门下弟子如李晓东的《埃及历史铭文举要》,郭丹彤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吴宇虹的《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典举要》《古代西亚塞姆语和印欧语楔形文字和语言》,张强、张楠的《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张强的《古希腊铭文辑要》等等,都对世界古典语文学研究作了翻译和评介。此外,刘以焕的《古希腊语言文字语法简说》也对古希腊文字作了简介。

  (二)民族文字研究与民族学

  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组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古籍工作者,开展古文字、古文献的学术研究活动。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多。除汉族外,已确定民族成分的有55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分布在占全国总面积50%—60%的土地上。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多数已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内部不同支系还使用着不同的语言。这些语言分别属于五个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

  在我国,除了汉字以外,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现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不使用自己民族的文字而直接使用汉字外,有29个民族有与自己的语言相一致的文字,其中有的民族使用一种以上的文字,如傣语使用4种文字,景颇族使用2种文字。

  我国历史上还存在各民族曾经使用过,但现在己经不使用的文字,这些文字被称为民族古文字。这些文字可以分成几类:一是本民族自源文字,如纳西族的东巴文、水族的水文、彝族的彝文;一种是根据其他文字仿造的文字,如仿造汉字形成的各种方块民族文字,白族的方块白文、壮族的方块壮文、方块侗文等;还有就是后来创制的文字,主要是指政府组织语言学专家、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经过调查研究,先后为壮、布依、彝、苗、哈尼、傈僳、纳西、侗、佤、黎等民族制订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方案。(邓章应:《西南少数民族原始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5页。参考戴庆厦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具体可以参看聂鸿音《中国的文字》(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文字概略》(语文出版社1998年版),王元鹿、邓章应、朱建军《中国文字家族》(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等。

  (三)古汉字学与考古学

  1949年以前,古汉字学只有少数学者从事研究,因而有“绝学”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学科得到空前发展,研究队伍逐步扩大,成为介于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文字学之间的一个学术领域。目前,古汉字学已有四个学科分支,即甲骨学、青铜器铭文(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及简帛学。古文字学的迅猛发展,与考古学的繁荣昌盛密不可分。

  1973年殷墟小屯南地发掘,找到了殷墟甲骨分期有关的地层证据,这个问题才开始有了共识。而1976年殷墟妇好墓的发现,又导致甲骨分期“历组卜辞”的争论以及甲骨分期两系说的产生,在甲骨学上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日益繁荣,尤其是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的出土,又为非王卜辞的学术论争盖棺定论了。

  20世纪50年代至今,先后在山西、陕西、北京、河北、河南若干地点发现了西周的甲骨文,尤以陕西岐山、扶风的周原遗址、周公庙遗址所出为多。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出土了早于殷墟的字骨;2003年,在济南大辛庄出土了与殷墟同时的卜辞。因此,甲骨学研究涉及的已经不限于殷墟,而且不止于商代了。

  青铜器铭文研究与考古学的关系更为密切。1949年以来,考古事业蓬勃发展,重要文物不断涌现,田野发掘为青铜器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研究资料。近70年来,全国各地出土了大批青铜器,绝大多数出自墓葬和窖穴,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与科学的层位记录,有共存的陶器等随葬器物。在众多的青铜器发现中,往往有惊人的发现。如1976年春在殷墟发现的妇好墓,仅青铜器就达200件,这确是重要发现,它为我们重新考虑殷代青铜器的年代序列提供了重要依据,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西周青铜器发现的地区很多,1950年代出土了许多,如江苏丹徒发现的有宜侯夨簋的一批铜器。安徽屯溪、湖北蕲春、辽宁凌源也都有大量的发现。中原各地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以陕西、河南居多,有的铭文甚至多至二三百字,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如1960年陕西省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了28件有铭青铜器,1953—1954年长安普渡村西周墓葬,1956—195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河南陕县上村岭西周后期至春秋早期虢国墓群都出土了许多有铭青铜器。近十几年来发现的西周长篇铭文器很多,大部分出在陕西西周铜器窖藏内。春秋的铜器有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青铜器群,河南郏县出土的“郏器”群。战国至秦汉,有洛阳中州路战国铜器,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铜器,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大墓铜器,洛阳西工出土的几件秦代器,河北满城汉墓铜器,甘肃武威东汉墓铜器等。这些大批发掘资料使用现代考古学方法从各个不同方面进行了青铜器研究,如分期断代、器物组合、形制纹饰、铸造工艺等,为利用青铜器资料研究古文字学创造了条件。

  简帛发现与考古学关系更为密切。1951年—1954年,在长沙考古发掘中,于五里牌等地的楚墓中发现了竹简,使现代人首次亲见战国简册的原貌。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简,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楚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1973—1974年内蒙古额济纳河边塞遗址汉简,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边塞遗址汉简,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1983—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1986—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楚简,1989年湖北江陵云梦龙岗秦简,1990年湖北沙市关沮周家台秦简,1990—1992年甘肃敦煌悬泉驿遗址汉简,1999—2002年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遗址汉简,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1993年江苏东海尹湾汉简,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1993年上海博物馆藏楚简,1994年河南新蔡葛陵楚简,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2000年湖北随州市孔家坡汉简,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秦简,2007年岳麓书院藏秦简,2008年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2009年北京大学藏秦汉简等发现,极大地丰富了简帛文字资料,为简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古汉字学与历史文献学

  随着新中国成立,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工作也步入正轨,很多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资料得到了及时的整理与出版。这些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为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素材。

  此外大型古文字丛书如宋镇豪的《甲骨文献集成》40册,刘庆柱的《金文文献集成》46册,曾宪通、陈伟武的《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17册,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的《中国简牍集成》20册,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等的《秦简牍合集》6册,裘锡圭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7册,周晓陆的《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3册,董莲池的《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古代卷)》14册、《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现当代卷)》12册,舒怀等的《〈说文解字注〉研究文献集成》3册等也纷纷建成,为文字学研究提供了便利和丰富的文献资料。

  敦煌吐鲁番文书方面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等,资料已经蔚为大观。其他如唐长孺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陈国灿的《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陈国灿、刘永增的《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柳洪亮的《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荣新江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吐鲁番文书,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等黑水城文书,也为有关文字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

  (五)汉字学与文化学

  汉字是文化的一种,同时也是其他文化的载体。何九盈、胡双宝、张猛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提出从文化看汉字、从汉字看文化,分别阐释汉字与农业、畜牧业、车马兵器、天文历法、医药、官制等方面的形义联系,体现了汉字广泛的文化意义。曹先擢等策划的《汉字与文化丛书》,包含何九盈《汉字文化学》、周有光《汉字和文化问题》、王宁等《〈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赵诚《汉字与商代文化》共4种。丛书作者大都还有相关成果。曹先擢的《字里乾坤》《汉字文化漫笔》,王宁的《〈说文解字〉与汉字学》明确把汉字文化学看作汉字学的一个分支。黄德宽的《开启中华文明的管钥——汉字的释读与探索》《书同文字:汉字与中国文化》,黄德宽、常森的《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董来运的《汉字的文化解析》等影响广泛。此外,陈海洋的《汉字文化丛书》,臧克和的《汉字研究新视野丛书》等从历史文化角度着墨颇多。张玉金主编的《汉字中国》丛书共38卷陆续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从中国文化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研究汉字的。刘志基主编的《文字中国》丛书共8卷则由大象出版社陆续出版,也探讨了汉字文化的方方面面。王作新的《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探讨了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王宁的《汉字与文化》、何九盈的《简论汉字文化学》、刘志基的《汉字文化学简论》《汉字——中国文化的元素》等论著对汉字文化学有关理论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对学科建设有积极的意义。

  (六)汉字学与心理学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些儿童识字过程的心理实验,如杨继本《汉字心理在汉字信息输入编码上的应用》等研究(参见石海泉《汉字字形心理研究概述》,《湖南教育》1988年第11期),但是将认知心理学理论用于汉字研究主要是在21世纪以来才广泛开展起来的。王玉新《汉字认知研究》《汉字部首认知研究》是比较早的专著,内容包括汉字的民族文化特征、汉字构造研究、汉字偏旁化过程、汉字形体的分化、汉字构造方法的演变过程、汉字的简化等,与普通的汉字研究没有大的不同。陈传锋、黄希庭的《结构对称性汉字认知:研究与应用》才开始体现“认知”的理论价值:该书通过9个实验,探讨结构对称汉字认知的加工机制。内容包括汉字认知研究概述、结构对称汉字认知规律的研究意义、结构对称汉字认知研究的目标与计划等14章。曹晓华的《汉字认知的心理机制》是较新的心理实验研究。徐彩华的《汉字认知与汉字学习心理研究》、王永德的《基于留学生认知实验的汉字教学法研究》等也是以实验研究为基础,探索汉字认知特点及外国留学生汉字学习特点。

  姚淦铭的《汉字心理学》是建构汉字心理崭新体系的开拓性的学术专著。其探讨的是汉字与心理学相互融合的一系列新课题,解析汉字结构中和汉字运用中的丰厚心理蕴涵,剖视汉字心理的深广层积与民族文化心理的联络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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