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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本年度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中，虚词和结构式的产生与发展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发表了一批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研究者继续保持开阔的视野，尤其是结合语义语用学的相关理论、汉语方言的相关材料，更好地拓展了近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具体来说，涉及的研究领域和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近代汉语虚词研究

　　探讨虚词的产生与发展是近代汉语多年来致力研究的目标之一，本年度所涉及的有副词、助词、连词、代词等。

　　在副词研究方面，殷树林、李依轩《“再”的词义演变动因》（《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认为南宋以后，“再”形成了两条演变路径，一条是经由“重复”义衍生出“延续”义，再由“延续”义衍生出“程度变化”义；另一条路径是由“承接”义衍生出“补充、添加”义。“再”的演变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内部动因是词义之间的认知语义基础，外部动因是汉语数量系统的调整，具体涉及数范畴“2”的调整和动量词的产生、发展。张言军《近代汉语中副词“回来”的形成及其历时发展考察》（《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十辑）认为“回来”的时间副词用法在明代开始萌芽，在清代达到顶峰，是在“回来VP”的句法环境中由位移动词“回来”演化而成的。“回来”的时间副词用法并未保留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一方面是因为“回来”的时间副词用法在理解时对语境的依赖性过高，另一方面是清代出现了另一个表达相同语法意义的时间副词“回头”，在竞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助词研究方面，张赪《后期近代汉语事态助词“来”的功能及演变》（《中国语文》第6期）调查了明清文献中事态助词“来”的使用，证实了“来”可用于将来事件句、惯常事件句、当下事件句或事件模糊的句子，并不限于过去事件句。事态助词“来”与“了2”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来”用于问答、疑问为主，有明显的引导对话、继续对话的功能。冯赫《汉语“（太）A生”性状表达式与“生”的形成》（《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二辑，总第十六辑）对唐代以后汉语中的性状助词“生”的来源和演变过程进行了细致地考察，认为“（太）A生”常用于感叹句，受感叹主观表达促动，直接来自中古汉语表示比拟的性状表达式“如N许/馨”。重要成果还有苏颖《近代汉语双音节“X地”的历时发展及词汇地位考察》（《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二辑，总第十六辑）。

　　连词研究方面，叶雯雯、李小军《“等”“待”连词用法探源》（《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一辑，总第十五辑）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汉语史上“等”和“待”的连词用法及其产生。具体来说，“等待”义动词分别演变出表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假设条件的用法，“待”的假设条件用法进一步发展出让步条件用法。所处小句信息表达上的背景化是该演变发生的重要条件，“等”“待”本身的语义特征和句法关系是演变的动因。

　　代词研究方面，孙咏芳《汉语史上处所疑问代词的更替演变》（《汉语学报》第3期）对汉语史不同时期使用的处所疑问代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上古汉语中以〇系（“安”“焉”“恶”）为主，“奚”“何”次之；中古以“何”系为主；近代汉语时期则是处所疑问代词变动最大的时期，唐宋期间“什么／甚”系强势加入，一度超过“何”系，但很快又从文献中消退；与此同时，“那”系开始兴起，“那里”在近代汉语后期成为处所疑问代词的主导词。刘君敬《第三人称代词“渠伊”的语体性质》（《语言研究》第2期）考察了第三人称代词“渠伊”在近代汉语中的用例，发现绝大多数都用在诗词中，在散文中十分罕见。因此，“渠伊”并非真实口语的反映，而是为了满足韵律要求而出现的。

　　此外，董正存《“见”的全称量化用法及其产生》（《中国语文》第2期）指出，“见”的全称量化用法至迟在元代已经出现，如“见一日”“见日”，而现代汉语中常见的“见天”“见年”等最晚在清代也已见到。“见”的全称量化义是从充分条件义构式“见X就Y”发展而来，由于前一小句发生句法降级，双小句的内部格局被打破，形成了“见X都Y”的简单句构式，最终词汇化为对Y中谓词性成分VP起限定作用的修饰性成分，“见”由此获得全称量化义。

　　（二）近代汉语句式研究

　　本年度一些成果描写了特定句式或特定结构式的发展脉络，一些成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背后的演变机制和动因。

　　韦志刚、洪波《小句整合视角下条件句“只要P，就Q”的演变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一辑，总第十五辑）基于小句整合的视角，梳理了从条件复句“只要P，就Q”到紧缩句“X就Y”再到句末助词“就Y”或“Y了”的演变过程，并指出这一演变过程的动因是完形认知下的信息结构图形重塑，演变机制是在条件句中说话者将视点落在结果向条件扫描，结果小句长期位于信息结构的背景位置发生凝固和弱化，条件小句成为新信息并得到强化。冷玉芳、石毓智《被动标记在近代汉语里的功能变异》（《语言研究》第4期）讨论了近代汉语中被动式的功能变异。由于动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处置式产生，谓语之前受事名词也大量增加，从而诱发了被动标记的功能变异，使其偏离表被动的功能，只是单纯标志其后名词的施事功能，表示语境中所指话题的不幸遭遇。

　　张磊《角色指派型构式“NP₁+的+NP₂”的历时演变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一辑，总第十五辑）认为角色指派型构式“NP₁+的+NP₂”萌芽于明代，经清代发展，到清末民国成熟。这一构式由“是”字句“S+是+NP₁+的+NP₂”省去话题成分S、略去系词“是”而形成，“的”是名词化标记，其句法功能在于使事件“NP₁+V+NP₂”名词化，语义功能是表自指。胡亚《“连XP都/也VP”构式的历时扩展与省略》（《古汉语研究》第2期）基于历时构式语法的视角，讨论了“连”字构式在扩展阶段的语义多元化过程和形式变化。语义类别的增加表现为从主体对比类扩展到集合成员类，再分别扩展到整体事件类和典型量级类。形式变化主要表现为“连”可以省略，形成“XP都/也VP”构式，与“连XP都/也VP”是同义异形的构式变体关系。

　　顾绍通《句法性构式“V₁多少V₂多少”的来源及句法创新》（《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十辑）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V₁多少V₂多少”的产生，认为这一构式最早出现于明代，到了清代有了较大发展，是从最初表示两个相对自由的并列关系句发展为具有事理逻辑的顺承关系句，最后通过句法成分的省略和句法结构的紧缩，形成了“V₁多少V₂多少”构式。罗文丽、葛佳才《近代汉语“V位移+P处所+NP处所+过”的构成及其形成》（《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三十一辑）考察了近代汉语中用以表达“（主体）位移到某处所并从某处所经过”这一运动事件的构式“V位移+P处所+NP处所+过”，认为该构式是由“V位移+P处所+NP处所”与“P处所+NP处所+过”通过删略相同成分P处所和NP处所糅合而成的，其形成动因为认知上的终端焦点化以及话语经济原则下的概念叠加和构式整合。

　　（三）侧重语义和语用视角的研究

　　卢惠惠《近代汉语强断言标记“正是”的语用功能及其演变动因》（《当代修辞学》第5期）考察了强断言标记“正是”在近代汉语讲说体中的语篇分布、功能、形成过程及动因，认为“正是”结合所引导的韵文语句，对先行语句进行总结、评判和描摹，具有语篇组织和人际关系调控等功能，这些功能的产生与变化可以从“正是”的语义虚化和句法位置变化等语法化条件、语篇交际的语用因素、人类认知的心理因素等方面得到解释。断言标记“正是”的形成经历了从判断动词到强调标记再到强断言标记的过程。朱怀、范桂娟《句首助词“但”的语用功能及历时演变》（《语文研究》第2期）指出句首助词“但”是源于语用规约化而产生的语法化程度较高的虚词，其语用功能有三类：连接话轮内部语篇、开启新话轮和开启新情节。“但”从轻转连词发展为句首助词，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轻转连接到开启新话轮，转折义弱化、消失，谦敬语气义产生，产生时间不晚于唐贞观十七年，演化过程在唐代完成；二是从开启新话轮到开启新情节，言谈双方的话轮开启和转换被用于表演者和观众的互动，自我介绍义产生，谦敬语气义消失，这种演化从唐代开始萌芽，宋代成熟，沿用至元代。

　　刘文正《话语标记“S看”的产生和发展》（《汉语学报》第2期》）指出话语标记“Ｓ看”产生于唐代，可分话题标记“第一人称＋看”和话题兼提示标记“第二人称＋看”。前者宋代演变成评述标记，产生多种变体，元代在此基础上形成嗔怪标记；后者在元代演变为嗔怪标记和征询标记。话语标记“Ｓ看”产生于复杂的流水句信息结构，是信息群中基本单位地位变化的结果，主要跟语言使用者对复杂信息结构内信息单位的关注度有关，双音韵律和诗歌节律起辅助作用。话语标记是流水句信息结构的第一个基本信息单位“Ｓ［看Ｏ］”重新分析为“［Ｓ看］Ｏ”的结果，嗔怪标记的产生是以特指疑问或正反问的间接言语行为手段替代直接言语行为手段的结果，征询标记“你看”的产生则是将第一人称的陈述变为第二人称的疑问的结果。

　　杜轶《唐五代完成体标记“得”与“了”的语篇功能差异》（《古汉语研究》第2期）指出，唐五代完成体标记“得”前的谓词性成分一般为及物动词，表事件完成的“V 得”多用于表述序列事件中的前一事件，该事件具有叙实性特征；同时期的完成体标记“了”，其前谓词性成分可以由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充任，“V 了”用于表述序列事件中的前一事件时，该事件在叙实性方面没有限制。从语篇功能看，唐五代完成体标记“得”“了”存在诸多差异，补语标记“得”与表达成义的动词“得”关系更为密切。

　　（四）与方言材料相结合的研究

　　李桂兰《近代汉语和汉语方言中的“（一）边”》（《古汉语研究》第2期）考察了近代汉语中关联副词“（一）边”和汉语方言中先义副词“边”的句法表现和形成，认为近代汉语中关联副词“一边”源于表示一侧义的短语，“边”是副词“一边”省略“一”的结果。汉语方言中先义副词“边”则是关联副词“边”在下述情况下经过语用推理并重新分析的结果：当关联副词“边”连接的两个动作具有先-后、主-次逻辑关系时，说话者因强调先发生或主要的动作而不指出第二个动作。张渊、吴福祥《谈语气助词“着呢”的来源及演变》（《古汉语研究》第2期）基于语境模型理论的视角，结合近代汉语的材料，讨论了北京话中常见语气词“着呢”的演化路径。唐代已经出现动态助词“着”和语气助词“呢”连用的情况，元代时语气助词“着呢”完成了语法化，但“着呢”的规约化语境大约在清代才出现。

四、语法化及相关研究

　　上面按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分类介绍了汉语语法研究成果，这是断代的角度所进行的分类。在具体的断代语法研究中，自觉地把一些理论、方法、视角（如语法化及词汇化理论、语言接触理论和跨语言研究视角等）运用到汉语历史语法现象的研究之中，这在当前几乎是普遍追求。本小节和下一小节我们换一个角度再侧重介绍一些有关语法化和语言接触相关的研究成果，前面已经涉及的成果不再重复。

　　2021年度在汉语语法化研究方面出版和发表了不少颇有价值的成果，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出版了三部专著或论集，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论文，在疫情的空档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

　　（一）几部著作与文集

　　李小军《汉语语法化词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6月）收集整理国内外相关研究，遵循小路径原则构拟汉语语法化的演变路径，共总结、归纳、构拟出汉语语法化路径416条。每条路径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来源和目标例句，尽量选择了早期的例证；第二部分是路径分析和说明，探讨语法化路径的句法和语义动因、演变机制，分析已有研究的得失，并尝试从语言类型学角度探讨汉语相关语法化路径的地位。这部书为汉语语法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为有关问题的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吴卸耀、李文韬编《汉语词汇化语法化例释》（上海大学出版社，7月）也是工具书性质的著作，致力于将二十多年来词汇化和语法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和普及化，并与实际教学相结合。该书按音节将所收的词语分为三个部分，即单音节、双音节和三音节。单音节部分又分为介词和量词两部分，双音节根据结构特征分为词组、跨层组合和词缀三部分，三音节有的是动补结构，有的是其他结构，还有的是跨层组合。

　　吴福祥、杨永龙、龙海平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十）》（商务印书馆，8月）是“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9?语言学）暨第十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语法化问题青年论坛”部分会议论文的选集。会议于2019年10月26至27日在湖北宜昌三峡大学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三峡大学联合主办、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承办、商务印书馆协办。收入该论文集的论文大都在这次会议上宣读过，会后又经过作者的修改。

　　（二）相关论文，内容广泛

　　既涉及汉语史上的语法化现象，也涉及现代汉语普通话、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化现象；既涉及词汇项的语法化，也涉及构式语法化；既涉及语法化过程和路径的考察，也涉及语法化动因和机制的分析；既涉及语法化问题本身的探讨，也涉及语法化与（区域）类型学、词汇化和语言接触等其他研究视角的结合。

　　1. 汉语史上的语法化现象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上面已经涉及了一些，重要论文还有：洪波、韦志刚《准标补词“他”的演变研究》（《中国语文》第6期）讨论“他”如何从第三人称代词语法化为宾语小句标补词以及演变的动因和机制。该文指出，从晚唐五代佛典材料到宋元诗词和明清小说，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从旁指代词到第三人称代词再到宾语小句标补词的语法化过程。从晚唐五代起，第三人称代词“他”在与名词构成的同位结构中获得了预指功能。当“他+N”同位结构后接谓语且N为通指名词时，“他”由预指N重新分析为预指整个小句，获得了引导宾语小句的准标补词功能。作者认为，在“他”的演化过程中，篇章语用策略是重要的语法化机制，而信息结构的完形认知是语法化的基本动因，出现在宾语位置上的同位结构是该语法化发生的关键语境。张文《汉语通用给予动词语法化》（《语言研究》第3期）指出，“V给＋乙＋V”结构出现在佛经传入以后且带有 OV语言影响特征，这一格式用前置介词对译梵文受益格标记；又因为OV语序的语言存在动后限制，因此汉语对译受益格标记的成分使用了前置介词的形式，这明显是受带格标记和 OV 语序语言的影响才出现的。文章还以蒙式汉语中有“与”和“根前”共存于一个小句的现象为旁证，论证V给的双重标记共存是因语言接触导致而导致的。此外有余珩《“总是”语义及用法流变考察》（《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二辑，总第十六辑）、宋文辉《从作述题的小句到句末语气词：“就是了”的形成机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等。

　　2. 与现代汉语普通话、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相关的语法化现象研究

　　与普通话相关的。如陈满华《“为什么”“干吗”“干什么”的异同及相关构式——兼议汉语的“WXDY”构式》（《汉语学习》第3期）通过多角度考察对比现代汉语“为什么”“干吗”“干什么”的句法、语义及语用特征，指出，在句法方面，三者的语法化程度不同，“为什么”语法化程度最高，已基本获得副词功能，“干吗”“干什么”已虚化为疑问代词，其中“干吗”的语法化程度介乎于“为什么”和“干什么”之间。该文还追溯了这三个词的语法化路径，比较了与这三个词相关联的一组构式，并对构式义进行了概括。代宗艳、宗守云《当代汉语“实力”的语法化》（《辞书研究》第4期）指出“实力”的语法化经历了从名词“实力₁”到描摹性副词“实力₂”，再从情态描摹功能到程度限定功能两个阶段，逐步发展为准程度副词“实力₃”。“实力₁”-＞“实力₂”-＞“实力₃”是不断语法化的过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回溯推理、语言的主观性与主观化、隐喻机制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类似的研究还有：赵晓丽《再谈“别看”的连词化及话语标记功能的来源——基于语法化环境理论的视角》（《汉语学习》第3期）；黄博雅、乌云赛娜《“这么一V”与“这么V”来的语法化程度及教学思考》（《汉语学习》第3期）；曹婧一《多义构式“跨越N个世纪”的历时成因分析》（《辞书研究》第3期）等。

　　与方言语法化相关的研究如吴越《瑞安方言话题标记“乜”——从疑问代词到话题标记》（《中国语文》第3期）。该文讨论南部吴语瑞安方言的兼用话题标记“乜”，包括其语义来源、语法化过程及标记话题时的特点。话题标记“乜”源于疑问代词，语法化机制是重新分析，重新分析的桥接语境是“乜”用于属性否定、“命题内嵌”否定和内容否定的情形。作者指出，从疑问代词发展为话题标记，在世界语言范围内都相当罕见，因此具有一定的类型学意义。张磊《山东无棣方言的定语标记“那[·n?]”》（《方言》第1期）考察了山东无棣方言定语标记“那”的来源及演化路径，并结合历史语料和现代山东方言材料拟测其扩展方向。作者指出，定语标记“那”来自远指指示词“那”，而其扩展方向大致为：领属定语-＞关系从句定语/情状定语-＞属性定语。类似的研究还有孙宜春、邵宜《汉语方言位移类处置式中的V₁V₂—兼论复音处置介词的来源》（《语言科学》第3期）。

　　与少数民族语言相关的如梁金桂《广东连山壮语pan₁“分”的语法化研究》（《语言研究》第2期）探讨连山壮语pan₁“分”的语法化路径，并从生命度角度解释pan₁作为给予动词、被动标记和使役动词常常混淆的原因。同时指出pan₁“分”的语义和功能发展是一种区域共性，其语法化受到粤北客家话和广东粤方言的影响。

　　3. 与类型学相结合的研究

　　与类型学相结合主要有两篇文章。一篇是陈前瑞、邱德君《汉语方言将来时表达的区域性探析》（《中国语文》第5期）。该文根据语法化程度区分已经分化和尚未完全分化的将来时语法形式，分别简称为可单用和兼用的将来时，发现在汉语方言的六大区域中，可单用将来时的形式与意义的语法化程度由西至东、由北至南逐步降低。北部和西北区域有的将来时接近一般将来时，而其他区域还停留在最近将来时阶段。这种趋势与北方非汉语具有形态化的时制对立。从完成体到将来时的语法化路径广泛分布在各大区域，从进行体到将来时的路径在西北和北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分布。远南区域兼用将来时的语法化水平较低。另一篇是陈前瑞、Vittorio Tantucci《持续体与未完整体的类型学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该文从类型学的角度探讨持续体和未完整体在个别语言描述和跨语言比较、共时分析和历时演变中的关系。该文第三部分用结果体语法化的思路分析英语进行体构式的多种功能，利用已有文献的材料分析世界语言中结果体兼表进行体的现象，并尝试分析结果体语法化特殊路径的区域性特点。

　　4. 与词汇化、构式化相关的研究

　　蒋绍愚《“关”和“新万博app：”》（《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二辑，总第十六辑）对多义词“关”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归纳出四个义群，并由此出发，探讨了“新万博app：”从构式演变到构式化的整个过程以及其他“X+于”构式的形成。指出“新万博app：”原先处于构式“关v+[于+N]”中，“关”和“于”不在一个句法层面上，后来该构式发生演变，最终导致构式“[新万博app：]p+N”的形成。该文很好地把构式演变和构式化理论运用到具体的汉语历史语法现象的研究之中，具有示范意义。张定《汉语让步义“XPX”结构的演变》（《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二辑，总第十六辑）描述了从上古汉语的让步义结构“X则X矣”到现代汉语中表示容忍性让步的“X是X”结构和兼表容忍性让步和虚拟性让步的“X就X”结构的演变，认为在演变过程中通过功能扩展机制，X成分的范围逐渐扩大，整个结构就有了形态化倾向。历时和共时的证据都表明，让步义的载体是整个结构，而不是其中的虚词。陆方喆《副词“倒是”的意义和演变：从主观性到交互主观性》（《汉语学报》第1期）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分析了“倒是”的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及其演变。副词“倒是”是由短语“倒+是”词汇化而来，至迟在明代完成词汇化。其主观性体现为表达言者的反预期，交互主观性则与言者对听着预期的关注有关，背后动因是礼貌原则的推动。雷冬平《“不外（乎）”的演化及其功能研究》（《语言研究》第2期）考察了“不外（乎）”从短语词汇化为动词，再语法化为限定副词，最后成为语气副词的演变过程。其中词汇化这一过程就是在近代汉语中完成的，唐宋时期已能见到。

　　（三）语法化专题学术会议

　　2021年10月23日至24日，“第十一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二届汉语历史词汇语法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主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商务印书馆协办。来自海内外的100多位语言学者通过线上与线下的方式出席会议。该会议包括开幕式、大会报告、小组报告和闭幕式四个部分，其中，共有8位海内外学者作了大会报告，99位学者作了小组报告。会议内容既涉及语法化、词汇化和构式化等的个案研究，也涉及对语法化等相关语言学理论的探讨。

未完待续

本篇作者：杨永龙、祖生利、姜南、陈丹丹、陈伟蓉、赵绿原、于方圆、张竞婷、高云晖

相关链接：

• 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综述（一）

原文发表在《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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