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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词汇学、训诂学理论研究

　　徐时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增订本）》（商务印书馆，5月）立足汉语词汇研究的前沿，贯通古今中外，充分运用大量古白话文献的新语料和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考察古白话词汇的来源、结构和特点；探索词义古今演变的轨迹；从词语类聚着手来探讨汉语词汇和词义系统，进而论述文白此消彼长中汉语词汇承古启今的发展过程，阐明词汇是一个受社会因素影响的多元异质系统，揭示汉语词汇演变的规律、价值取向及主导趋势。

　　汪维辉《汉语词汇史》（中西书局，6月）作为教材，结合作者的研究和思考，对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做了梳理和介绍，例如“意义和词的关系”“基本词汇的演变”“历代特色词汇描写”等。

　　王云路《谈谈汉语词汇核心义的类型》[《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将核心义分为名物的特征义、动作的特征义和状态的特征义三类，并通过对三类核心义词的具体分析总结出核心义的性质：核心义都是作为词的抽象特征，存在于一个词内的多个角度；完全不同的词可以抽象出类似的特征义；同义词或近义词可以抽象出不同的特征义；核心义可有层级。此外，王云路《从“凌晨”谈汉语时间词的同步构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和《从中医“候脉”说起——兼谈核心义与同步构词的作用》（《辞书研究》第6期）分别从“凌晨”等动宾式时间词和“候脉”谈起，强调双音词往往有同步构词的规律，即都按一种构词模式造词；同步构词是考察复音词结构方式的有效分析角度。王云路、胡彦《释峡、岬、（山）脅——兼论核心义与词义的走向》（《汉语史学报》第25辑）从传世本《淮南子·原道》“山峡”入手，梳理了“峡、岬、（山）脅”三组状山类词，发现三者兼有山旁义与两山之间义，既有相同的义位，也有不同的演化路径。

　　李运富《修辞的同义选择与训诂的同义解读》（《古汉语研究》第4期）探讨修辞的同义选择与训诂的同义解读之间的关系，认为修辞是信息编码行为，从多种可能存在的同义形式中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其中一种，而训诂是信息解码行为，从训释的角度选择另一种或几种同义形式来跟实际表达的形式对应。语言中没有绝对的“同义”，同义形式都只是“大同小异”。修辞的同义选择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表达效果，主要关注“小异”；训诂的同义选择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前人的表达意指，主要关注“大同”。修辞同义与训诂同义本质上相同而操作手段、表现形式和追求目的并不完全相同，但通过“大同小异”的同义形式的选择可以实现修辞表达与训诂解读的有效沟通和完美统一。

　　万业馨《谈汉字形声化与汉语词汇双音化》（《古汉语研究》第3期）认为，汉字形声化与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讨论虽然分属于汉字学与词汇学，但两者的关系其实密不可分。该文从语言和文字关系的角度出发对形声化和双音化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指出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形声字通过分流词义缓解了单音节词多个义项与理解和判断之间的矛盾，此后又出现了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观察单音节词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形声造字方法对该困境所起的作用是探寻汉语词汇双音化产生原因的重要途径。

　　胡海滨《汉字形义的组合同化与新词的孳生——以“洊”“漙”“蔬”“竚”“眝”“湓”为例》（《汉语史学报》第24辑）以“洊”“漙”“蔬”“竚”“眝”“湓”六字为例，阐明了上古汉字的形、义两方面受书面语语境的影响而发生的同化现象。这种同化现象不同于正常的孳乳分化：新义是在临时语境的影响下产生，偏离了原词的词义内涵，二者之间不再具有引申关系；新的字形亦是由语境同化而来，与原有的词义不能契合。当这两个方面同时发生于同一个个体时，便形成了一个崭新的词项，这些新词由于偏离了一般的词汇孳生规律，往往语义模糊、晦涩，大多成为字书中或传统典籍中的生僻字词。文章认为，此类现象多发生于秦汉之际，或与秦统一前後经典的分异以及汉字的隶变有关。

　　游帅《从转语词角度看〈方言〉中的民族语判定问题——兼谈平行互证法的运用》（《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举例分析了平行互证法在《方言》同源词的提取、音转关系的判断等方面的作用。论文同时强调古汉语与民族语关系词的对比需注意两点：其一，转语关系的充分考察；其二，意义的必要对应。

　　游黎《谈语词训诂中的结构分析——以“泛杀”“操事”为例》（《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0辑）指出，结构分析法是分析汉语词汇的构成要素和构成方式并进一步理清其成词理据的方法，也是对汉语词义训释行之有效的方法。该文运用结构分析法对古语词“泛杀”“操事”进行了训释，指出了前人对二词意义的误解，并通过训释二词的过程，说明运用结构分析法在词语训诂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五、辞书编修研究

　　一些学者将词汇学、训诂学理论研究应用到辞书编修中，一方面指出具体辞书现况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另一方面为如何编修提出相应的建议；还有的学者从辞书编修工作中总结、审视相关词汇学理论和训诂学研究方法。

　　蒋冀骋《〈说文〉注音释义考略》（《古汉语研究》第4期）用形音义综合考察的方法，对《说文》的注音释义做进一步审察。以古文字考其形之正误，以后世反切和现代方言证其读音及其演变，以文献用例和后世解释证其释语以及后世注解之当否。

　　蔡梦麒、刘碧华《〈刊谬补缺切韵〉释义疏证举例》（《古汉语研究》第4期）以故宫本《刊谬补缺切韵》为考察对象，综合各《切韵》系韵书，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对其中部分词条的释义情况进行疏证分析，力求使韵书释义得到正确的理解，使韵书词语释义允当可信。

　　董志翘《文献处理与词典编纂及修订》（《辞书研究》第3期）就《汉语大词典》第二版修订的具体情况，以详实的词例，逐一列举了误读成词而立目、不必立目而立目、误读成词而立义、义项缺漏或当分而未分、义项当合而未合、释义望文而生训等十八类直接涉及历代文献的收集、鉴定、选择、整理、识读、提炼、应用等方面的问题。

　　刘晓英《〈汉语大字典〉引用〈篇海类编〉释义的疏失》（《古汉语研究》第4期）考校了《汉语大字典》引用的《篇海类编》注音释义条目，发现有11条释义方面的疏失。文章逐一指出了书证释义不确、引用出现讹误、失收音义、义项分合不当、字际关系有误等问题。邓福禄《〈汉语大字典·犬部〉俗字和疑难义训杂考》（《长江学术》第4期）在《汉语大字典》之《犬部》范围内，就正俗字的沟通、疑难义训的源流和例证缺失等方面进行了考索。

　　王志平《〈辞源〉卯集修订中遇到的问题》（《中国辞书学报》第3辑）通过具体例证，从字、词、音、义、文、事的相互契合，引文及书证等方面谈《辞源》修订过程中的问题。刘娇《从〈老子〉专书语词看古汉语大型辞书修订》（《辞书研究》第1期）从《老子》中的语词入手，指出《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在漏收词条，漏收义项或立项不当，释义不确、去取不当或缺乏依据，不明通假或滥用通假，缺乏照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六、词汇（训诂）学史研究

　　古书注疏本身既是对先贤经典、著述的研究成果，也是后来学者探索相关经典以及前辈学者之经典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和研究对象。历史词汇研究的一项研究内容，就是词汇学史，尤其是训诂学史。在这一研究领域，注疏类文献，注疏家、训诂学家的笔记、著述，以及历代注疏家、训诂学家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均是重点研究内容。

　　董志翘《颜氏宗杰 班氏功臣——颜师古〈汉书注〉对训诂学的贡献》[《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对颜师古及其《汉书注》做了充分、详细的介绍，并通过细致的材料，分析了颜师古《汉书注》在辨识字形、注重口语、谙熟语法、注音别义、引证旧籍等方面为我国训诂学研究做出的贡献。该文对颜师古及其《汉书注》有深入细节的把握，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徐玲英《戴震的训诂学思想对皖派朴学的引领》[《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介绍了清代朴学尤其是皖派朴学的发展，指出清代朴学特别是皖派朴学的鼎盛得益于戴震的开创与引领。戴震经学研究坚持走“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之路。为求一字之“的”解，戴震不仅本之六书发掘文字形体所寓之义，同时还运用古音知识，因声求义，实行音义互求；并且利用前人训诂成果，汇综群籍，择善而从，形成了鲜明的训诂学思想和特色。

　　夏含夷《高亨与〈文史哲〉：漫谈训诂学的基本原则》（《文史哲》第3期）选取高亨先生的两篇文章讨论其学术态度和训诂学方法，一是1956年《给〈文史哲〉编委会的信》（发表时以《高亨先生来信》为题），二是1980年发表的《谈〈周易〉“亢龙有悔”》。前者针对《诗经》，后者针对《周易》。

本篇完

本篇作者：赵长才、肖晓晖、杨萌萌

相关链接：

• 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综述（一）
• 中国语言学年鉴2022：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综述（二）